对于MBA教育，一直以来有一种反对的声音，影响最大的当属加拿大麦吉尔大学的管理学教授亨利·明茨伯格，这位管理大师一直在向自己所在的管理教育圈子猛烈开火，认为MBA教育重管理、轻经验、脱离实际、纸上谈兵。也许其对于MBA的批评过于严厉，但不可否认，如何让理论和实际结合是MBA教育所面临的重要挑战。
　　
     正如彼得·杜拉克所说：管理是一种实践，其本质不在于知，而在于行。如何把课堂上的“知”应用于实际中的“行”，对于管理教育机构是一种挑战，对于接受MBA教育者同样是一种挑战。而对于那些海归MBA来说，这种挑战就更具有典型意义了：如果说MBA教育具有理论脱离实际的危险的话，那么在一个商业环境和中国有很大差别的地方读MBA，这种危险会不会变得更大？如何才能避免生搬硬套，让国外先进的管理理念和中国的实践相结合？本刊采访了三位经理人：美欧亚国际商务咨询公司董事长王辉耀、瑞尔齿科创办人邹其芳、英孚教育中国区总经理张熙，三位海归MBA分别结合自己的实践对这个问题做出了回答。

　　王辉耀：做适应不同环境的通才

　　上个世纪80年代末，大多数中国人都还不知道MBA为何物，你却走出了国门，成为加拿大最早一批获得MBA的中国大陆留学生，当时为什么会想到去读MBA呢？

　　王辉耀：我是改革开放恢复高考后第一批从农村插队考进大学的77级大学生，当时读的是英美文学专业，那个时候对MBA的了解可以说是零。毕业后我进入了当时的经贸部工作，开始接触到中国商务的真正实际，参与了一些中国企业对外经济合作的业务，包括同世界银行、亚行、联合国成员机构和国际跨国公司的合作，开始深深感觉到自己商务管理知识的缺乏。一个偶然的机会，我给一个来经贸部讲学的国外商学院的教授做翻译，从他那里我了解到了MBA教育，逐渐坚定了学习工商管理的愿望。而在当时，唯一能学现代工商管理的地方，就是国外。

　　我先后在加拿大的两所学校读过MBA课程，温莎大学商学院和西安大略大学的毅伟商学院，后者是国际上最好的商学院之一，我在这里读了工商管理的博士研究生。MBA教育帮助我顺利地走上了管理生涯，1988年我进入加拿大最大的工程咨询公司SNC-Lavalin国际公司担任助理经理，两年之后就做到了国际市场和项目融资董事经理。1990年我又应聘成为加拿大魁北克政府驻香港及中国地区首席经济商务参赞，成为有史以来第一位出生在大陆的华裔外交官。1993年我选择了创业，创办了加拿大亚加集团公司和美欧亚国际商务咨询公司。

　　在海外接受的MBA教育给你最大的帮助是什么？

　　王辉耀：MBA不只授予学生一个工商管理的硕士文凭，更重要的是培养学生足够的能力和信心。我觉得北美的MBA学生总的来说，思想都非常活跃，很少有各种条条框框。他们绝大部分都有几年的工作经验，在课堂上个个生龙活虎，踊跃发言。教学的风气就是鼓励大家从不同角度来考虑问题。这种讨论和案例式的教学方法重点在启发学生的思考和举一反三的能力。在这样一群同学当中，在一种激烈竞争的状态下，再加上教授的引导和启发，以及设身处地像总经理一样分析和处理几百个来自不同行业的实际商战的案例，对一个人的能力发展的确推动不小。

　　可以说，这样的MBA教育不一定培养“知识分子”，而是造就“能力分子”。它不注重造就知识型的“专业人才”，而只造就擅长做“职业老板”的通才。通过研究和分析各行各业、各种各样的具体案例，学生们接触到管理企业可能遇到的几乎所有的问题，这种教育的目的是让学生掌握成功经营企业的思路和方法。学生们必须有一种能力，使自己能够站在一个高层次来把握和分析问题。

　　如何能够把课堂上学到的和实际工作中用到的结合起来呢？

　　王辉耀：我感觉尽管北美培养MBA的学校，在教学上的侧重点各自不同，但都离不开对理论和实际相结合的重视，都离不开学生基本管理技能和商业经营能力的训练这个根本。

　　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在上许多课时，教授们都要我们就分析的案例提出“行动计划”。不管你引用了多少理论，到最后还是要落实到行动计划和解决方案上来。

　　我记得曾经有人问一位哈佛商学院的MBA毕业生：难道研究美国的案例可以指导中国的实践吗？他这样回答：“熟悉一个案例毫无用处，但商学院的教育恰恰就是通过这些案例教给你解决问题的思路。我认为，这是一种有效的工具。在哈佛的两年里分析了1,000多个案例，我觉得已经把这个工具使用了1,000遍，现在只不过是在实践中使用1,001遍。”

　　对于接受MBA教育的人来说，最重要的是从一开始就明白，学到的这些东西是要用在实践中，而不是用来夸夸其谈的。约翰·奈斯比特说：“我们正从很快就要过时的专家，转向善于适应不同环境的通才。”我说MBA是通才的培养，而通才最大的优点正是善于适应不同的环境，不然，学到的知识就会很快过时。

    邹其芳：有的要变通，有的要坚守
   
    你的经历非常有意思，25岁上大学，37岁赴美攻读沃顿商学院MBA，42岁的时候创业，如今瑞尔齿科已经是国内很有声誉的高端牙科连锁机构。沃顿商学院的求学经历对你的事业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邹其芳：最大的感受首先还是视野拓宽了。一个是同学们都是来自世界各地，大家都有着向上求发展的强烈愿望，这些人聚集在一起，经常会有一些碰撞，可以开阔自己的思想。另一方面，它可以吸引到世界一流的企业家和管理学者来演讲，甚至和同学们面对面地交流，几乎每周都有这样的活动，这让我受益匪浅。

　　我记忆中最深刻的是有一次彼得·杜拉克的演讲，当时他已经有80多岁了，但是思想还是非常清晰和睿智。上世纪90年代初那个时候一大批赫赫有名的大公司正处在困难之中，在泥潭中挣扎。大师分析这些公司衰败的原因：当一家公司成功的时候，往往也孕育了失败的种子，它们被过去的成功所迷惑，对周围环境的改变视而不见，没有及时做出反应，最终陷入困境。所以任何公司，不论它过去有多么成功，都要不停地反思检讨，对周围环境保持清醒的认识。

　　这段经历对我的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影响就是它让我最终走上了创业之路。读MBA之前我是一家跨国公司的经理人，对于创业没有什么特别的想法。可是读MBA的经历改变了我的价值观。美国社会非常崇尚创业，我在读书过程中也接触到了很多白手起家的创业者，慢慢就使我立下了创业的志向。

　　你在海外读MBA，学到的东西应该更多的是从国外的实践中总结出来的，当你回到中国创业时，这些东西还有用吗？

　　邹其芳：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我可以给你讲一个小故事。你看我们公司有一个打卡钟，在我刚刚创业的时候，这个东西是没有的。我的理想就是要创造一个舒适的、宽松的办公环境，让大家觉得在这里工作很舒心，这可能也是和接受了海外MBA教育有关吧。可是慢慢地我发现这样不行。每天我总是第一个到，而员工中迟到早退的人实在是太多了。这样的现象持续了很长时间，有一天我下定决心，这样下去不行！在国外大家都觉得不能迟到早退是约定俗成的，不用特别地监督，而在中国，看来这样做还不行。环境变了，那我就要调整。我就买来打卡钟，宣布今后大家上下班要打卡。我对员工说，我们今天用打卡钟，是为了明天砸掉它，总有一天我会把它砸掉。

　　还是像杜拉克所说的，当企业面临的环境发生变化的时候，管理者一定要做出调整。我改变了不打卡的做法，实际上也是同样的道理。但是，是不是所有课堂里学到的东西都需要改变呢？不是。海外读MBA的经历使我养成了做事系统化，放眼长远来规划，尊重人等理念，这些对于瑞尔的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

　　比如我们从企业经营的初期开始就特别注重企业文化的培育。我们提出瑞尔精神，强调把事情做得最好，追求完美，不断创新，严谨求实，团队合作。当时企业很小，几个人坐在那里谈企业文化，听起来就跟笑话一样。但是我很注重这一点，因为从成功的企业来看，它们都是从一开始就注重自身的文化的培育。如果一开始在这上面不下力气，过了一个阶段再回过头来再想调整就难了。

　　所以当时每当有一个新员工进来，我都要跟他们谈瑞尔精神，向他们介绍这是我们做事的方式和价值观。另一方面我自己也以身作则，比如如何能把事情做得最好？我们诊所装修得很漂亮，工作环境很好，但是刚开始往往会在地上看到一些小纸片、小颗粒。每当看见这些，我总是弯腰把它们拾起来，同时我会把护士长叫过来，告诉她我们一定要保持地面一尘不染—我常常跟管理层讲要“借题发挥”，每当发生一件事情，我们就要深入地探讨，怎样才能做得更好。

　　这些小事我不知道做了多少遍，因为改变人的习惯很困难。但是慢慢地我们就形成了自己做事的习惯，大家逐渐认同了这种文化，在这种文化下，一大批志同道合者被聚集在一起，我们现在的管理人员和工作骨干差不多都是工作了5年以上的老员工，大家说起话来都是一个味。

　　有一些同行问我，为什么瑞尔能够在竞争中保持优势？你们一定有些什么诀窍。我说，瑞尔的竞争力来自于它的企业文化，说白了就是老老实实做事，踏踏实实做人。就这么简单。他们都不信，可是真的就是这么简单。

　　总之，企业的经营方式要和其面临的环境相适应，外部环境变了，经营方式就要调整，打卡钟的故事正好说明这一点。但是万变不离其宗，任何成功的企业都必须有一个好的文化，我们能够成功，也正是抓住了这条规律。

    张熙：脚踏实地最关键
   
    在别人的眼中，你应该是属于“少年得志”的一类人，1996年你从北京大学毕业，2002年考取了哈佛商学院的MBA，现在又成为一家跨国教育机构中国区的总经理，在哈佛读MBA的经历对于你的职业生涯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呢？

　　张熙：我大学毕业后进入高露洁工作，后来又去箭牌，在这两家公司一共工作了6年，主要是做市场营销方面的工作，工作成绩也很优秀。但是我当时特别渴望能够全面地提升自己，开阔视野。经过MBA的学习，我觉得我的目的还是达到了。原来自己只是对管理中的市场和销售这一块比较了解，但是在哈佛读这两年书，对管理的方方面面都有了深入的了解，不仅如此，哈佛商学院的案例教学法还教会我解决问题的思路和方法，使得我可以站在全局的高度来思考问题。

　　从哈佛毕业之后我没有回到原来的快速消费品行业，而是选择了英孚教育。这家公司到现在在中国已经扎根11年，是中国第一所获得教学证的外方经营的英语培训学校。我选择了这里正是看到了英语培训的巨大市场前景。虽然这个行业我原来没有接触过，但我并没有感到对工作有什么影响。因为首先我是一个快速的学习者，其次，MBA的教育给了我思考问题的思路和方法，行业虽然不同，但是其中的管理规律是相同的。比如之前英孚在中国的增长一直不是很快，我来了之后，把整个业务进行了重新的定位，我把它定位成“高端教育零售商”。传统培训教育的思路还是我教你学，我是老师，你是学生。而我们要把学生更多地看成是顾客，因此我们投资了很多，使学校有更先进的技术和更完善的设施，在教育方法和教材的编写上也更加贴近顾客的需要, 以使学生达到最好的学习效果。

　　而且，我给我们设立了一个看起来很高的增长目标，员工们一开始都认为不可能，但是我根据自己对这个行业的分析，坚持认为可以达到，关键在于我们怎么发挥潜力和优化资源。结果我们真的达到了, 近两年每年都翻番增长。

　　你认为对于海归MBA来说，需要解决的最关键的问题是什么？

　　张熙：就是如何脚踏实地的问题。首先，虽然在课堂上了解了许多案例，经过了很多演练，但毕竟还是纸上谈兵。接触到实际工作之后，你需要从高处走下来，脚踏实地，对管理中的实际问题发生兴趣，你必须是一个快速的学习者，过去是从课堂中学，现在是从实际中学。

　　其次，你需要有谦虚待人的态度。不要以为在海外读了MBA就了不起了，谁都不在话下，骄傲自满，这样一定会在现实工作中碰壁。任何时候都要明白，与人交往的能力是管理工作当中最重要的，忘记了这一点，也就忘记了管理的根本。